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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 amp;lt;bamp;gt;lbg`` Ξ 鎎

2018-11-14 14:57

  龙的基本神性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

  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龙的喜水的神性,在龙的模糊集合之初就为古人所认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刻画的鱼纹、鲵纹、蛙纹、水纹、旋涡纹、波浪纹是很多的,这些弯转盘旋的纹,似乎就有龙的影子。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距今达七千多年的“鸟鱼纹彩陶细颈瓶”,瓶上的“鱼”躯长而弯,作环游环顾状,颇有几分龙态。——作为龙的模糊集合的重要对象之一,鱼和水的关系之密切当是不言而喻的。古籍文献上也都言之凿凿:《左传昭二十九年》称龙为“水物”;《周易疏》言“龙是水畜”;《管子水地》讲“龙生于水”,蛟龙为“水虫之神”,“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水经注》记丹水下有深渊,“渊有神龙”。就连诗人陆游也不禁吟诵道:“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沦千尺龙所家”。(《剑南诗稿龙湫歌》)至于江河湖海溪泉井渠中潜龙、藏龙、出龙、见龙,以及龙吟雨至、云雨感龙、雨龙入室、召龙兴雨等等记述就多得举不胜举了。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对龙之好飞,古人多有论述。《管子水地》说龙“欲上则凌乎云气”;《吴志》称“龙非池中物,雨必飞去。”《扬子问神篇》自问自答:“龙必欲飞天乎?曰:时飞则飞,时潜则潜。”《拾遗记》讲得很艺术:“……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诗人的描绘更形象一些:“四山云雾忽昼合,瞥起直上努空虚。龟鱼带去半空落,雷訇电走先后驱。”(欧阳修《百子坑赛龙诗》)“明当一跃天池去,滂沛恩波及涸鱼。”(虞集《龙卵诗》)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新石器时代的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就有人乘龙的蚌塑图像,战国长沙弹子库楚墓出土有“人物驭龙帛画”,汉代画像砖上有“仙人乘龙图”,北魏墓葬石刻上有“神人御龙图”,敦煌莫高窟有唐代“神人乘龙壁画”。文献中有关乘龙、驾龙、驭龙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夏后开“乘两龙”,东方句芒“乘两龙”,西方蓐收“乘两龙”,南方祝融“乘两龙”,北方禺强“乘两龙”。(均见《山海经》)“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六合管家。驾象车而六蛟龙”。(《韩非子》)“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屈原《九歌》)等等。

  四川省四面山上有一座飞龙庙,此庙原名飞来庙。相传建庙时,一木工无意中将一条麻绳压在庙前石龙桥下,天长日久,麻绳变成了一条活龙。因河水太浅,欲离去。庙中长老问龙:“前面岩高千尺,你咋下得去?”龙说:“岩高我就飞嘛!”于是,人们就将飞来庙改为飞龙庙,飞龙河也因此而得名。

  江西庐山有一座铁青色的悬崖叫铁船峰,其得名,与飞走的两条金龙有关。相传东晋年间,为了躲避一场灾难,大臣许逊和吴猛搭上了一条铁皮船,由两条金龙飞托而行。按规矩,坐这样的船眼睛是一定要闭上的。可飞到庐山上空时,两人因早闻这里的景色很美,就都情不自禁地睁开了双眼。这一睁,两条金龙便自个飞走了,铁船便跌落下来,化成了一道悬崖。

  庐山的深潭中还有一种龙鱼。据说这种龙鱼,一闻到隆隆的打雷声就特别活跃,就要飞到天上去。其实,龙鱼的真实面目是一种两栖爬行类动物,也是龙的重要的集合对象之一——蝾螈。

  和“好飞”紧密相连,龙又具备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神性:“通天”。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洪范五行纬》言:“龙,虫之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易通卦验》说,“立夏风至而龙升天”。《论衡龙虚篇》讲,“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

  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画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导引升天图”,也向我们展示了龙的通天的神性。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旁边是它的同伴——昂首展翅的凤。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子。显然,这位女子在祈祷着、接受着龙凤的导引,要飞升到天上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女仙。

  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以及天地间的龙卷风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对龙的善变的神性,《说文》概括为“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瑞应图》加了一句“乍存乍亡”。还有《管子》,说得也挺好:“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乎云气,欲下则入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再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讲得也不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如此“善变”,难怪宋代的王安石要在《龙赋》中感叹一番了:“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唯不可见,所以莫知其向;唯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真是“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呵。

  位于四川省汶川县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这里沟深林密,植被丰厚,是许多珍禽异兽的栖息地。相传当年大禹治水路过这里,有一条神龙欲投效立功。因来得突然,大禹受惊,连呼“蛇!蛇!蛇!”神龙见大禹小眼观它,当即气绝,倒地化为山形,即今天的卧龙。龙的角冠变成了四姑娘山,龙须变成了松杉柏桧和山涧瀑布,龙鳞变成了平原沃野,就连身上的虱子,也变成了国宝大熊猫。

  龙的取材对象多为动物,变动物是龙的拿手好戏。《夷坚志》载,三条龙违天命行雨,为了免遭执捕,化为獭而藏。《宣室志》载,有人见两条腰长胸凸的白犬在原野上奔驰,后跃然入湫,湫中白浪翻腾,继而有两条龙由湫中升起,顿时云气涌聚,风雷大震。《志林》载,某地修庙,祭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从酒肴上经过,嗅而不食,香港六合开奖规则,“父老云:龙也”。《老学庵笔记》载,某处士在淮滩雷雨中,见一龙腾努而上。雨过后,在滩上拾得一蚌,个很大,其中“龙盘之迹宛然,鳞角爪鬣悉具”。

  龙不仅能变动物、变天象,还能变植物,如黄帝乘龙上天,群臣援拽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古今注》);泉州众僧祈祷于龙潭,但见“一物起潭中,类莲花,而茎柄皆赤色”(《夷坚志》);变矿物,如“龙血入地为琥珀”(《酉阳杂俎》);变人,如变作老头儿,求孙思邈救助;变作牧羊女,托柳毅传书;等等。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性。

  龙的这一神性,很早就进入了古人的视野。《礼记礼运》就将龙列为“四灵”之一(其它三灵是麟、凤、龟)。并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以龙为畜,水中的鱼鲔之类就不会惊走;以凤为畜,空中的鸟类就不会惊飞;以麟为畜,陆地上的兽类就不会惊跑;以龟为畜,人间的情宜就不会丧失。方氏悫在做注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故谓之四灵。”

  龙神显灵示异的传说遗闻很多。《酉阳杂俎》载,有位白将军在曲江洗马,马忽然跳起来惊跑,前足裹着衣带状白物,萦绕数匝,将军赶快令人解之,于是“血流数升”。将军很惊异,遂将此物收藏于衣箱。某日送客送到河边,拿出来让客人看,客人说可以用水一试。将军即用剑在地上划出一个坑儿,将白物放到里边。一会儿就见白物蠕动盘旋,泉水哗然涌出,一股黑气袅袅升空。众人都有些害怕,说:“这肯定是龙。”急忙朝家中赶,未及数里,“风雨骤至,大震数声”。《外国事》载,有神龙在米仓中安家,仓中的米若取尽时,只要向龙拜几拜,“仓即盈溢”。

  峨眉山神水阁的泉水是很有名的,用此泉做成的啤酒、汽水,味道也是“好极了”。相传隋代智者大师客居中峰寺时,特别喜欢饮用此泉。后来他回到家乡江陵,对此泉思念有加,竟想出病来。一位龙女见状,自告奋勇为大师取水。路途如此遥远,大师不免怀疑,就嘱咐龙女将他存放在中峰寺里的钵盂、锡杖一同取来。第二天一早,果见钵杖随水从荆门玉泉洞浮出。从此,便有了“神女通楚”和“龙女取水”之说。明代人还立了一块碑,以感念龙女的灵异。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道士在龙潭边念经,潭中龙王化作老翁上岸,说他的师父才到龙宫,需要安静,请道士暂缓诵读,并承诺每天供献鲜奶二斤。道士答应了龙王。第二天果然有极新洁的鲜奶出现在几案上,小徒一称,果重二斤。此后天天如此。几年后的某一天,鲜奶忽然停止了供应。道士不解,又到潭边念经,龙王再次化作老翁出来,说:你知道鲜奶是怎么来的吗?街市上那个卖鲜奶者,经常在秤杆上做勾当,短斤少两,欺瞒顾客,我就将他多赚的摄取些来给你。现在那个人外出了,接替的人诚实本分,不做短斤少两的事了,鲜奶也就不能再供给了。道士听后,感叹不已。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所秉赋的征示祥瑞的神性,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管子小匡》);舜即位时,与三公临观于河,“黄龙五采负图出”(《河图》);“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此类载述,不绝于史书。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建筑装饰、工艺美术品上看到的龙,也多是撷取和突出了龙的这种神性。如泰山顶上的青帝宫,供奉的是东方青龙,其释词即为:“青帝主生,座镇东方;生发万物,吉祥之神”。

  梦龙也是显示龙瑞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的梦典里,梦见龙均为大吉大利的贵梦。有“梦见乘龙上天,三代富贵”、“梦见黑龙者家大富”、“梦见龙子,贵子大吉”等等说法。

  当然,古人在大自然即艺术作品(包括梦中)之外所见的,只能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蛇、鱼、鳄、马之类,所谓征兆祥瑞的神性,以及我们谈到的种种神性,也都是人们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由于造神和敬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赖以活下去的手段之一,那么,人们对神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就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

  既然龙的神性是人们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那么就既可以让它“征瑞”,也可以让它“兆祸”。——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

  相传夏朝末年,有两条龙来到王庭,自称是“褒之二君”。夏后通过占卜得“漦而藏之吉”。于是,待龙离开后,就将龙遗留的“漦”即口水和唾沫,装在木匣子里收藏起来。这个木匣子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打开观看,一不小心,使龙漦洒流于庭,无法清除,眼看着化为一只“玄鼋”即黑色的鳖,爬到王府里去了。一个童妾恰巧碰上了这只鳖,于是受孕,到周宣王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便是以“烽火戏诸侯”而祸亡周朝的褒姒。史家评论说,“周之幽、厉,皆悖乱逆天,故有龙鼋之怪”。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当是比较早的关于龙具备“兆祸”神性的记述。

  据《墨子非攻》篇载称:古时三苗地区曾经大乱,“天命殛之”。于是,“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导致“三苗大乱”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次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变。动物对地震等自然灾变比较敏感,往往在灾变发生之前就表现出异于常态的行为。所谓狗在大街上哭嚎,龙,当然是其模糊集合对象鱼、鳄、蛇等,在庙堂上出现等,就是这样的动物前兆。如此看来,龙具备“兆祸”的神性,倒和科学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了。

  然而,更多的情形则与自然灾变无关。如《汉书》记汉惠帝二年正月某日,“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温陵井中”,“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像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后来果然“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京房《易传》中也有“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和“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之说。这些说法,无疑是建立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判基础上的附会。

  说到自然灾变,人们会联想到公元1976年,即中国农历的戊辰龙年。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几位国家领导人,也在这一年相继去世。是龙年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吗?非也。这只能视作一种巧合。我们可以上推,1964年,1952年,1940年,都是龙年,也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灾大难。

  龙兆祸的神性,在民间传说中多有表现。《一统志》载,某村民得一白鳝,打算烹而食之,有老人对他讲:这是湘江里的龙,不可杀食,否则祸及一方。此人不听,认为老人是胡说,自己照食不误。结果第二天,“一村俱陷”。《北梦琐言》载,某地燃芦荻烧死一龙,只有龙角不化,村民就将其作为宝贝收藏起来。后来一位姓高的官儿出价强取,有人便说,姓高的要招祸了,怎么可以强取不祥之物呢?不久,高果然被诛杀。

  《周史》载,徐州某县井中龙出,有母子三人同时目睹,三人“即时皆卒”。死了三个人还不算,还要“澍雨漂沫”,使城中人不得不“济之以筏,登城以避水”。《夷坚志》载,一龙出现在开封县茶肆,被役卒看见,“杀而分其肉”,十余日后,龙复仇,“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驼冈至万胜门马监,民居尽没”。同书中还记有某人“断妒龙狱”,引起龙怒,“平江大风驾潮,漂溺数百里,田庐皆被其害”。《朝野佥载》载,唐人王景融葬父时挖到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身窥望,忽见一股黑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录异记》载,荆州当阳县某井中有龙窠,某县令到任后,常系马于井旁,并将种种脏秽之物,倾倒于井中。一年后,此县令和他的马全变成了瞎子。

  四川四面山上有一片水面,原为小溪,现称“龙潭”。发生于1927年的地面陷塌,使湖泊出高山。而民间却另有说法:这里原来有座寺庙,庙墙上用炭笔画了一条龙。某一天,一个调皮的牧童对着龙身撒了一泡尿,龙不堪其辱,便动怒发威,使雷雨交作,山崩地陷,造成这片湖泊。而那座庙也沉入湖底,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下龙宫。

  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1998年,在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的时候,有人就说过“龙王爷发怒了”的话。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话就不是迷信,不是牢骚,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龙是掌管江河湖海、雨晴涝旱的水神,将其视作自然界的象征和代表没有什么不可以。龙神发怒,也就是自然界在发怒。长期的乱砍滥伐,使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水土严重流失,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日益增高;加之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导致气候异常,降雨集中——龙,也就是自然界,不发怒,不示威,才是怪事!

  龙的基本神性如上所言。那么,龙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有些什么联系呢?或者说,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文化载体,龙的身上寄托着、凝聚着、体现着、对应着我们民族的哪些心理特征呢?

  我们的祖先从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理解、无法把握的世界。天是那样的高淼,高淼的天上有火红的太阳,有璀璨的星斗,有飘逸的彩云。然而,太阳常常隐退,星月倏忽失色,翻滚的乌云带来了烈烨的电闪和轰隆的雷鸣,不期的大雨哗然而来。地是那样的阔远,阔远的地上有巍峨的山脉,有奔涌的江河,有欢腾的兽类。然而,常见山岩崩塌,江河泛滥,形形色色的野兽张着血口獠牙,扑向人类……。气象万千的世界啊,神秘莫测!神秘莫测的世界啊,威力无边!在气象万千、神秘莫测、威力无边的自然界面前,先民们震惊了、慌悚了、不知所措了,从而敬畏了、害怕了、恐惧了。他们想象着,一定有不可知的神灵主管着这一切,莫测的天象、多变的地貌,凶猛的野兽,都是神灵在发威,在遣怒,在使性子。

  这时候,龙的模糊集合开始了,参与集合的有天上的云雾、雷电、虹霓,有地上蟒蛇、蜥蜴、野牛、海潮、泥石流和天地间的龙卷风,有水中的鲨鱼、湾鳄、河马、海豹……这些天象和动物使先民们百般恐惧而生敬畏之心,恐惧和敬畏的魔力,促使先民们将这些天象和动物神化,龙的模糊集合过程也就是这些天象和动物被神化的过程。这样的神化过程使先民们的畏惧心理有了对应和依托,提供了多多少少可以排遣一些、升华一番的途径。于是,我们可以说,龙的出现,很大成分上,来源于先民们对身外自然界的畏惧,说得简洁些,就是一个字:“怕”。龙是“怕”的对象化和形象化。

  进入阶级社会后,君主帝王们看中了龙身上所具备的通天、善变、示威等神性,纷纷以龙自比,龙身上就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中国的帝王皇权,历来都是专制的、独裁的、血淋淋的、把人不当人的。帝王们仁慈者少,暴虐者多,随心所欲,喜怒无常,有时一个动作一句话,芸芸众生轻者役劳徒刑,颠沛流离,重者身首分离,破家灭族——对这样的“龙”,老百姓怎么能不怕?如果说对自然界的畏惧使古人的心扉本来就常常如临冰雪的话,对帝王皇权的畏惧就犹如雪上加霜。“苛政猛于虎”,帝王皇权给人的畏惧有时比自然界给人的畏惧还要强烈,还要可怕!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是龙,人间的君主帝王是龙,这样的一身二任的龙张牙舞爪、耀武扬威一天,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就得畏惧一天,痛苦一天。

  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异常艰辛的环境里,自然界灾害频仍,氏族间你争我斗,自身面临生老病死诸多苦痛。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原有的压力之上,又增加了来自专制皇权的压力,而这后一种压力又同道德伦理相结合,以“三纲五常”等形式箍桶填鸭般灌进人们的血脉中,不容分说、无可拒绝地捆绑住人们的手脚。然而,追求自由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天性自由却无时不在羁绊之中,于是,人们期冀着、希求着、幻想着挣开绳索,超脱尘世,过一种能使天性充分展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龙多多少少能满足人们的这一心理。它可以舒畅地在水中游,可以矫健地在地上走,更可以潇洒地在天上飞。天上多么美妙啊!皎洁的明月,雪白的云团,艳丽的霞光,即使长风千里,聚云四野,电掣万仞,雷霹八方,雾霰雨霖,雪露雹霜,也都使趣味有添,豪情更长。再说,天上还有那么多神仙,吴刚,嫦娥,何仙姑,张果老,王母娘娘,观音菩萨……龙的身上,寄托着人们的愿望,就像神仙的身上有人的理想一样。

  龙有吉祥嘉瑞的一面,也有凶恶狞厉的一面,尤其是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之后,这后一面便得以强化和扩展。有道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和专制王权都是一对矛盾,遇到开明贤良的统治者,矛盾就缓和一些,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调释和抑制,社会的车轮就在已有的辙道里向前推进。遇到昏庸残暴的独裁者,矛盾就突出了,权奸显贵恶贯满盈,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便是揭竿而起,聚众造反了。由于事物发展到极致需要一个过程,也由于专制政府常常以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方式对付老百姓的反抗,于是在更多的时间里,矛盾并不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局面。但是,芸芸众生——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学识的“文化人”,除卖身攀附者、麻木不仁者和被奴化驯服者外,很多人在心理上都是和专制皇权相对峙、相抵抗、相悖反——相“逆”的。这种心理的外化方式有多种,有的表面上屈从,“勉从虎穴暂栖身”,行韬略之计,以待时机;有的隐逸逃遁,啸傲泉林,摆出一副和专制王朝不合作的态度;有的则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以隐喻、象征、讥讽、嘲弄、调侃等手段,向皇权帝制射出一束束响箭。这些响箭尽管不足以致东方专制主义以死命,但却有声有色,朵老百姓之颐,刺食肉者之心,甚至于惊蒙起昧,唤醒世人。

  有关龙的文学创作就不乏这样的篇章。在艺术家们的笔下,有的龙品位低下,处事势利,如《张生煮海》中的龙王;有的龙无能无才,竟被一个小小幼童抽筋揭鳞,打得威风扫地,如《封神演义》中的龙王三太子敖丙和他的父亲东海龙君;有的龙不讲职业道德,违犯天条,被人间正臣斩首,如《西游记》中的泾河龙王。民间传说中也有许多人间英雄斩杀逞凶作匪、劣迹斑斑的恶龙,从而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艺术作品和传说故事中被揶揄被斥责被诅咒被斩除的龙,仅仅是代表自然力量的龙吗?非也。谁能说这些龙不也是帝王君主的代表和象征呢?将受人崇拜的神龙如此调侃如此处理,反映了艺术创造者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心理上对专制制度的悖逆。

  中国文化是“合和”文化,即由集合、汇合、混合、结合、合作到和谐、和睦、和顺、和悦、和平共处的文化——由于“和”字本身就有汇合、结合、掺合、混杂等“合”的意思,因此“合和文化”也可以简称为“和”文化。

  合和文化的产生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自然界和人类本身是合和的,如天云汇聚,百川入海,氏族群处,男女媾合;二是人们的合和心理。在这个地球上,弱小的生命个体面对的是一个庞大强悍的世界,大量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异己的,难以亲近的,既无法摆脱又无从控制。身外世界的异己性和不可依赖性,使人们深感失落,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种种办法包括造神的办法来和身外的异己力量相沟通、相感应、交融互渗,以求合和。这是合和文化的心理基础,人类的种种合和现象,都可以视作合和心理的外化。

  龙文化是典型的合和文化。作为一种神物,龙是多种动物和多种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众多的对象“合”成一个生动神奇的形象,这个形象又进而同诸多的天象、动物、人事相和谐,这便构成了一个由具象到抽象再到具象的链环。在构成这个链环的过程中,人们同风雨雷电云雾虹霓相感应,同鱼鳄蛇蜥马牛猪犬相沟通,使不可依赖的异己的东西有了亲和感,再以香烟烛火祭祀祈祷等等手段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种亲和感。如此这般之后,人的合和心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失落得以回升,失衡得以复平。

  1999年10月1日的世纪大典上,有九条欢舞前行的金色巨龙特别引人注目。行到观礼台前,舞龙队突然加速,由徐缓而快跑,只见龙身翻卷如激浪滚滚,龙头高昂如山岳耸天,“哈!”“嗨!”的呼声让人热血沸腾,全场气氛一时达到高潮。

  事后,年轻的扎龙、舞龙手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看见中国龙的活力!”这句话,不但说出了这位舞龙手的心理,也说出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

  没能力没本领就不说了,如果有能力、有本领,无论如何都是要显一显,露一露的,只是显露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春秋时的齐桓公,任管仲为相,厉行改革,致国力大振,于是九合诸侯,开大国争霸局面,并成为首位霸主。接下来的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也都以国力强盛并及时彰显而称霸。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是国人津津乐道的两件事。其实,促使这两件事成行的一个重要动机,便是彰力,向世人,尤其是向遥远的域外之民,彰显我华夏帝国如日中天的强盛国力。以便使汉武帝和明成祖的“威德遍于海内”。

  龙是力量的象征,它集中了动物界的力,和自然天象的力。在动物界中,鲨鱼、湾鳄、毒蛇、巨蜥、河马、野牛等等,都是些力大无穷,神秘非凡,让古人一再恐惧的生灵;而自然天象中的雷电、暴雨、海潮、泥石流、龙卷风、江河泛滥等等,也都常常以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巨大神力让古人敬畏不已。由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集合而成的龙,其力量怎么会小呢?

  为什么要文身?为什么要穿龙服?为什么要龙舟竞渡?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为了彰力。文身者将龙的图案刺印在自己的身上,心理上就觉得自己已经秉赋了龙的神力,也希望看到的人都认为此人已具备了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力量——龙的力量。穿龙服也是同样的心理:你们看,龙的形象就是我的形象,龙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我已如龙,已将龙之威力备于一身。至于龙舟竞渡,那就更是力的较量、力的显示了。每遇龙舟赛会,但见彩旗如云,鼓呼雷动,人人奋力,龙龙争先,如弹出膛,如箭离弦,桨影纷然,浪花激溅,那热闹的景象,那宏大的场面,那激昂的情绪,那蓬勃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今人振奋!

  一个人来到世上,总希望能够平安顺畅地度过一生,谁也不愿意灾难不断祸事连绵,甚至中途夭折。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谁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能够健康发展,以至于繁荣昌盛,堂堂皇皇、昂昂扬扬、体体面面地走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荆棘丛丛,贫困有加,灾难深重,败象环生。

  于是,于人,于家庭,于民族,于国家,求吉都是一种普遍心理。尽管祈求归祈求,实际归实际。人们也大都明白:事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往往并不按照人们的愿望来,求,未必都能求得到。但大家还都在不停地求,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求,足见求吉是一种与人的生命同时到来的心理,谁也去不掉的。

  何谓吉?吉者,善也,福也,顺也,平安也,健康也,通达也。总之是天下好事滚滚来,人间祸害速速去,便是吉。

  中国人有求吉的传统。《尚书》中讲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终考命),便是对这种传统的比较早的记录。丰富多彩的吉祥图案,如《松鹤延年》、《梅献五福》、《椿萱并茂》、《岁寒三友》等,耳熟能详的吉祥用语,如“四季平安”、“一帆风顺”、“寿比南山”、“举家欢乐”等,以及以“求吉”为主要目的的相命、占梦、风水、养生等“中国神秘术”,也都从古到今,流传了几千年。

  龙的出现,为求吉心理的满足,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兼有艺术审美功能的对象。我们分析过,龙有通天、征瑞、灵异等神性,这些神性使龙成为古人心目中的吉祥之神、嘉瑞之征。那些想当皇帝和已经当了皇帝的人,都盼着龙能青睐自己、关照自己,以便应兆所谓的“真龙天子”,以至于编造一些见龙、梦龙的神话。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尽管和真龙天子无缘,却都也愿意和龙沾沾边。人们相信,如果能见龙、梦龙,或者在生活中能发生些与龙有关的事情,都会给自己、给家庭、给族众,带来所盼望的或意想不到的好处。

  例证很多。比如,在传统相面术中,龙眉、龙睛、龙唇、龙齿、龙骨、龙形、龙气等等和龙沾边的,都是“吉相”。所谓“弯弯浓秀号龙眉,拔萃超群举世知;兄弟众多皆主贵,高堂福禄望期颐”、“龙眼黑睛吐彩光,波长眼大显忠良;巍巍宰辅流芳远,福庇儿孙百世昌”、“龙唇者富贵”、“齿如龙齿,养子多贵”、“龙骨丰隆,官居八座”、“体势飞朝宛若龙,美髯头角鼻高隆;威灵赫奕无人比,万国云从仰帝聪”、“青龙之气如祥云亲日”,等等。

  还有传统风水术,就特别讲究“寻龙望势”——这里的龙,主要指山脉,有时也指河流;势指山脉及河流的走势。如果龙的出身,即山脉河流发源的部位在南、中、北三大“干龙”上;龙的停顿处能凝气结穴;龙的生气很旺;龙的体态完美规整,等等,就被认为是福龙、顺龙、生龙或强龙,是能出大富大贵之人的龙脉吉地。否则,就是病龙、逆龙、劫龙、死龙或弱龙,成了凶神恶煞、匪盗愚顽辈出的地方了。这样的“寻龙望势”,一直影响、传承到今天,比如像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做过帝都的城市,都有一条被称作“龙脉”的中轴线。沿龙脉一线的地皮,就比一般地方的地皮贵得多;占住龙脉的企业、商家,也都成了生意兴隆的“龙脉旺铺”。

  在相面术、风水术等中国传统的“神秘术”中,许许多多无疑属于迷信和糟粕,但不全是迷信和糟粕,里面也有经验性的合乎情理的成分。别的不说,单从心理上讲,就都是围绕着一个“吉”字作文章,起码有一种慰藉精神的作用。

  (发表于《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获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龙之本”中国龙文化与龙舞艺术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